設計史學-設計史學相關議題探討
文化解讀－以羅蘭巴特與符號學為例
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指導老師 楊裕富
學 生 鍾明樺
前言
時間、空間的概念並非絕對存在，而是一種社會的產物，更可以透過相異的社會組織與意識形態，發展不同性質的時空概念，也因此皆會因應個人的感覺結構的差異，產生不同的詮釋與感知。文化觀亦是如此，文化（culture）指的是一種由人文所化成的成果，可在一個團體中以有形成文的、無形規範的方式表現出其效果，因此可以隨時藉由感覺結構的變異而發展出新的對應觀點。
比方說設計界流行趨勢正瀰漫著一片東方風與中國風的氣息，同時突顯了後現代設計的發展中注重文化差異的部分，甚至反映在西方電影中逐漸受到重視的東方面孔與題材，一反以往英雄主義式表現的霸權思維。而這種趨勢的形成，以及現代主義的轉向與改變絕非偶然。羅蘭巴特是符號學的最早擁護者，認為各種語言語學術語言都能提供他對於一切心的文化現象觀點，並認為「一門記號科學能夠促進社會批評」。因此，本文將針對羅蘭巴特這位影響設計史學甚鉅、對於現代主義進行「再啟蒙」的重要人物，進行相關的分析與探討，並藉此解析符號學對於文化的影響。
一、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之推進
羅蘭巴特（Ro1and Barthes，1915-1980）是當代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與評論家，亦為法國結構主義思潮之代表性人物。羅蘭巴特對於包括文學在內的一般文化現象，進行系統性的考察、分析與著作，如《符號學原理》、《時裝系統》、《神話學》與《記號的帝國》等。語言學的進展從索緒爾到羅蘭巴特的發展十分驚人，羅蘭巴特最主要的成果在於打破傳統語言學和符號論關於「所指」與「能指」的二元對立關係，批判西方傳統思考模式和方法論，並超越了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進入後結構主義觀點。
在此回朔至1950年代，當時全世界正處於戰後的保守氣氛中，美俄雙方冷戰並開始太空科技競爭，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俄國、古巴以及東歐各國亦所有成果，這些情況都令資本主義者感到不安與惶恐，為首的美國為穩固世界霸權地位，四處予以金援與軍援並扮演起世界警察角色，美國國內的反共聲浪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保守政治態度。政治文化及種族的保守，在五零年代後期蠢蠢欲動，最後終於暴發了大規模訴求自由的工潮、學潮、黑人民權運動、反戰與文化的反動。
因此在1960年代，主張中庸、自由與和平的結構主義取代了存在主義，而羅蘭巴特於1966年對結構主義提出質疑，認為結構本身並非最重要，而應是在於過程；於是結構主義轉化成為所謂的後結構主義，除了影響世界當代的人類思潮，更間接反映西方世界理智思想中心的偏離。羅蘭巴特便是在此時以美學的觀點，提出以符號學[1]對於知識分子進行分析與拆解。羅蘭巴特無疑是影響後來的後現代主義發展的重要人物之一，這位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最具震撼性的一句話「作者已死」，主張作品本身存在於作者以外的生命,因此在作品完成的瞬間，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便宣告結朿，解讀權釋放回歸於讀者手中，這種對於既往觀點的批判與反省，反映出個人感覺結構的差異與對應觀點過程的重要性。
1-1、語言學的轉向
近代語源學與符號學多自皮爾斯與索緒爾開始論起，而近代語言學有兩次重要的轉向。第一次的轉向，是從語言學轉向符號學，主要的學者為皮爾斯與索緒爾（楊裕富，1998：148-161），主要的課題為：
（1）今語的並時性研究-結構主義語言學：提出語言和言語的區別。
（2）語言哲學研究：提出符徵語符旨二元一位說。
（3）文化語句研究：提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說。
（4）將語言研究專注在語意、語法與語用
（5）擴張語意的研究進而轉位於符號學研究
第二次的轉向，則從符號學轉向文化學，主要的學者為羅蘭巴特與葉柯，主要的課題為：
（1）語言語語言所在文化的並時性研究：認為文化與語言皆為共構的系統，可以完全類比。
（2）提出語言系統之上層共構為神話系統
（3）以語言系統概念進行各種文化上共構的「準」語言研究：造型、服裝與食譜等語言的研究。
（4）以語言系統概念研究各種可能類比的「準」語言研究：提出人工語言（如邏輯、數學）、建築語言、電影語言的研究。
（5）擴張準語言的研究進而轉位於文化的研究。
因此，可從兩次轉向看出其差異之處，索緒爾主要的貢獻在於奠定符徵與符旨的二元一位論的符號學基石，羅蘭巴特則將符號學轉向為文化學[2]，除了擴充符徵與符旨的論述外，更提出神話[3]語言共構系統的符徵符旨擴充說。
1-2結構主義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關係
結構主義符號學者將其理論視為一種分析文化現象的方式，並認為這種方式是起源於當代語言學的各種方法；而羅蘭巴特則對傳統的結構主義進行推進與批判，形成後結構主義強調多元性與去中心性的特性，去中心性的概念是藉由拆解原有的觀念，並進行解構與再結構，拒絕使用單一僵化的方式呈現，運用雙向溝通的多元對話模式，重視對話中所產生的多樣性，甚至是衝擊性。因此，他實現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的夢想，並推進與廣泛運用於各類的學術性學科，並認為語言的結構和組織相似於任何形式的社會行為，並足以位於典範地位。
羅蘭巴特更是明確的提出：「無論從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種語言」，因此，推究文化的組成因子，原先就是由人類建構出來的符號組織，與語言本身的組織形式與深層結構是相同的。同理可證，文學與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與社會活動相同之處，皆可以使用符號學的原理來進行分析。試以文化為例，需要先找出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符號本質（類似於運算子），並歸結出支配符號使用與組合的系統，以及運用發揮的關鍵所在（類似於運算元），便可以探究與解讀出文化形成的癥結與演變之可能性。
二、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建構與實驗
如同前言中所提，羅蘭巴特認為記號科學是一種批評社會與文化事件的利器，而他嘗試建立一門包含能指與所指的形式學科，能夠藉此剖析一切活動與意識型態的真實架構與內容，因此在《符號學原理》一書中羅蘭巴特論述了語言學科的基本概念（語言與言語、能指與所指、組合與聚合關係的區別），引用葉耳姆斯列夫的符徵符旨擴充論進行擴充，提出表達力與表達內容的擴充系統（參考表一、表二），並嘗試運用符號學實驗在非語言之現象。
表一、語言（language）與神話（元語言-meta-language）系統交錯關係
表二、符徵符旨擴充關係
而在《神話學》一書中，羅蘭巴特進一步的以社會或文化的現象，進行擴充論三層次的理論架構試驗，找出該文化中神話的上層同構系統，藉此進行以文化符碼解析流行、文化的系統性與結構性的特徵。羅蘭巴特先將法國現代社會由上至下拆解成三個階層（即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和普羅三階層），再以記號學的基本概念進行「解神話」為目標，以「再政治化」的程序，解開神話中的去政治化的言說與現象。
三、結論
總體而言，巴特不僅是位符號學家，更兼具文史學家、神話學家、評論家、作家與結構主義者等多重身分，因此影響領域廣泛，並涉及從神話、時裝、戲劇、文學與攝影等文化與時事相關議題，更展現科學性與的言語（文本）寫作形式二種形式關係，重新替語言學系統提供嶄新的思考角度，更打破傳統分析的藩籬與侷限，對於解釋各種社會、文化、藝術與政治現象提供了大膽挑戰，且可作為分析意義的明晰分析利器。
參考書目
◎楊裕富，1990，《創意思境—視覺設計概論與方法》，田園城市。
◎楊裕富，1998，《設計的文化基礎---設計˙符號˙溝通》，亞太出版社。
◎羅蘭.巴特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話學》，1998， 桂冠。
◎J.Culler/方謙譯，《羅蘭. 巴特》，1992， 桂冠。
◎ Barthes Roland 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1991，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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