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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著二、譯者：夏鑄九，黃麗玲，黃肇新，楊長苓，黃慧琦，劉昭吟等三、出版：唐山出版社四、初版一刷：2002年11月五、 ISBN：957-8221-99-1 六、文字：繁體字貳、內容簡介　本書解釋了今日重塑世界的兩股強大但相互衝突的潮流：全球化與認同。資訊科技的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的再結構已經引動了網絡社會，並帶來了策略，除經濟行為的全球化、工作的彈性化與不穩定，以及真實的虛擬文化。但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轉化與國家主義的消亡而來的，是集體認同的表達以火力十足的方式竄起。它們挑戰了全球化中的文化單一性以及對於生活、環境的控制。曼威.柯司特在本書中描繪了社會運動的根源、目標以及效果，包括了諸如女性主義與環境主義，這些試圖在最基本的面向上轉化人類關係的主動性的社會運動；以及奉神、國家、種族、家庭或地方之名而進行防禦工事的反應性的社會運動。　　作者認為，在科技一經濟勢力與轉化性的社會運動，這兩者藉由媒體的新生力量來造勢並進行混合與矛盾的攻勢下，這個世界既有的分類模式已經飽受威脅。作者認為,處於這些對立的潮流的夾縫中，國族國家出現問題，政治民王的概念本身也面臨危機。作者的主題涵蓋了美國、西歐、俄羅斯、墨西哥、玻利維亞、回教世界、中國以及日本等地，藉此探討與理解各種不同的社會過程，作者也指出這些多樣化由社會過程之間，有緊密相關的意義與功能。參、章節內容導讀第一章公社天堂：網絡社會中的認同與意義（認同的建構）本章講解建構認同及其意義，從宗教基本教義派到文化認同，認為個人行為驗證下，以及從社會制度到源自（上帝及人類之間絕對權威所詮釋）上帝律法的常規下，集體認同的建構。基本教義派信徒是具有選擇性的，完全接受了純粹的歷史，他們會把能量用在某些片段的特寫，那些片段能強化他們的認同、使他們團結、在界限上建立防禦、並維持與他者的距離。全球化的時代也是國族主義復甦的時代，這一點表現在對既有的國（民）族國家的挑戰及各地以國家為基礎的認同（重）建構，它總是的聲稱反對外來者。國族的形成及種族國族主義的崛起看起來更像是「代理宗教」的制度化，而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因此，它們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還要持久而有影響力。國家（state）基本上必須和國族（nation）不同，因為國家是一個政治組織，對外是獨立的權力，對內則是最高權力，並以人力、金錢的物質力量維持其獨立與威權。（派•得里巴，1978：49-50）在資訊時代中國族及國族主義作為一種意義來源的重要性。作者將國族（nation）定義為：藉由共同的歷史及政治目標，以人民心智及集體記憶所建構的文化共同體。並提出假說認為語言，特別是發展完成的語言，才是（國族）自我認知的基本特徵，而且也是建立一個較不武斷的（相對於領土）、較不排他（相對於種族）、看不見的國族邊界的基本特徵。如果說國族主義最常做為自主性認同受到威脅時的反抗，那麼當現代化意識形態及全球媒體的力量使得全世界都臣服於一種文化同質性的狀況下，語言，做為文化的最直接表現，便成為文化抵抗的戰壕、自我控制的最後堡壘，以及可以確認意義的避難所。國族主義、宗教基本教義派及領域性社區，大體上來說都是防禦性的反應，它們對抗全球化，因為全球化瓦解了人類生活中的機構、組織及傳播系統的自主性。第二章地球的另一面：對抗新全球秩序的社會運動（全球化、資訊化與社會運動）當財富、科技及權力的網絡所發動的全球化及資訊化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它們提升了我們的生產力、文化創造力及傳播潛能。而同時，它們也削弱了社會組織的權威。因為國家制度及市民社會的組織是以文化、歷史與地理為基礎，歷史節奏突然的加速以及電腦網絡中的權力抽象化，將解組社會控制及政治再現的原有機制。作者分析自1990年代以降，反對新全球秩序運動進行比較；它們產生於極端不同的文化、經濟及制度的脈絡，在意識形態上也有明顯的差別。作者分析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美國的民兵，以及日本的教派－奧姆真理教。並認為社會運動有其三個重點：一、社會運動必須要以其自身的觀點來理解：尤其以論述實踐，就是它們的自我定義。社會運動的闡釋是根據實踐、價值、論述，以及相關的社會過程。（如全球化、資訊化、代議民主的危機，以及媒體領域中符號政治的宰制）二、在社會面上，社會運動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具革命性的，可能兩者皆具，也可能兩者皆非。三、以阿蘭‧杜罕（Alain Touraine）的古典類型學進行歸類。以類型學定義社會運動的三項原則是：運動的認同、運動的對立面、社會目標（運動對於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的願景）阿蘭．杜連對於1960年代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全新變化，進行了非常深刻的觀察與分析，1980年代後資訊程序化的社會的到來，阿蘭．杜連及時地再提出新的資訊程序化社會的社會運動理論。他指出：「現代社會向資訊程序化的社會過渡，並不是不間斷的進步的一種連續的過程。」及如同十九世紀，從政治社會過渡到經濟社會，或如同從商業與權利的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和階級鬥爭一樣。他集中探索造成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定的「現代性」本身，試圖全面批判「現代性」，並揭露現代社會的各種非正義現象，對於高度繁榮的「後工業社會」及資訊程序化社會，進行無情的批判，揭露所謂「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消極社會運用，也批判「福利政策」的虛假性及其失敗。曼威•柯司特挑選用來理解對全球化的反叛的這三個運動，在認同、目標、意識形態以及它們與社會的關係這幾個面向上，有著極端的差異，而這正是比較有趣之處。這三者的相似點在於對新全球秩序的反對，它們都在論述中及實踐上將它指明為敵人；不論是直接間接地，他們同樣對他們的社會造成明顯的衝擊。從這幾個社會運動瞭解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以反應出不同社會及文化根源下的形式，對於當今全球化的過程提出挑戰以捍衛他們既有的認同。各國家是否有能力來處理全球資本主義、以認同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以及工人及消費者的防禦性運動之間的衝突性邏輯，將會大致決定這個社會二十一世紀的未來。第三章自我的綠化：環境運動「綠色和平」（Greenpeace）是世界上最大的環境組織，而藉著其媒體取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成為可能是最普遍的全球環境議題。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且已逐漸成長為一個跨國的網絡化組織。1994年，綠色和平在全世界擁有600萬會員，歲收則超過一億美元。綠色的環境議題吹向了政治，自一九九０以降，成為大勢所趨，80% 美國人與超過三分之二的歐洲人自認為環境主義者；政黨或候選人如果不將自己的政見加以「綠化」的話，幾乎很難當選。連同國家及國際組織乃至於企業（包括惡名昭彰的污染者）都增設方案、特別機構及法規以保護自然、改善生活品質，短期目標在於拯救我們人類，而最終長期的目標則是挽救地球。綠色政治從第一眼看來，似乎本身並不是一種運動類型，而比較像是為了環境主義而進入選舉政治領域的特別策略。例如－綠黨，清楚可以看出原本非比尋常的政治活動。他快速的成功進入國會，大多的選民來自於年輕人、學生、教師以及其他來自不直接與產業相關的領域。其主要主張議題包括：生態、和平、捍衛自由、保護弱勢與移民、女性主義、參與式民主等等。環境主義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運動。有時此種科學是個錯誤科學，但依然佯裝得以藉此推測對自然及人類的影響，而暴露出工業主義、資本主義、技術統治及官僚的既得利益。生態主義者一方面抗議科學對於生活的宰制，但為了捍衛生命，同時卻運用科學來反對科學；他們所提倡的原則並非對於知識的否定，而是一種更優越的知識。讀者認為例如台灣的反核四運動，除立即長期核輻射放射安全性問題之外，對於當地蘭嶼原住民環境產生相當大的威脅，一但污染對其環境與原住民都產生不可磨滅的後遺症，但是台電一直宣稱科學的檢驗報告安全無虞，但是真的安全無虞嗎？這是否顯示出技術統治及官僚的既得利益的心態？日前中研院長李遠哲日前公開表示，台灣在往後的一、二十年內仍應朝核能發電發展，目前只要回收核廢料，核能安全問題並不嚴重，核二、核三廠應沿用，核四也應繼續興建，等到五十年後，太陽能或是光電、再生能源技術成熟，再真正實現非核家園夢想；不過，身為環保團體的一員的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施信民唱反調，主張「非核家園」立即停建核四；更有學者人砰擊乾脆把核廢料搬到中研院算了。所以，如何在替代能源與核能之間取得平衡，是我們急需面對的問題。第四章父權家庭之終結：資訊年代的社會運動、家庭與性父權制度（patriarchalism）是所有當代社會中的基礎結構，其特徵是在家庭單位中制度性地強化男性對女性與孩童的權威。為了行使威權，父權制度必須從生產、消費、政治、法律、文化等面向，滲入社會整體組織。同時，源自於父權制度的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也在個人人格與人際關係中留下痕跡，在過去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婦女在西方整個社會中仍處於明顯的不平等地位，當時的婦女運動提出兩項基本要求：一、平等享有政治上的投票權二、要求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婦女運動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一九六０年代晚期，女性運動蓬勃興起，隨著資訊化與全球化經濟，女性鬥爭與多面向的女性主義運動的強烈浪潮。女人大量從事受薪勞動增加了與男人談判的能力，動搖了男人作為家庭生計供給者其支配的正當性。在先進工業國，絕大多數婦女認為她們和男性是平等的，婦女不僅有公民權，更掌控自己身體與生命的權力當這樣的意識迅速擴及全球時，便是重大革命，因為它觸及了社會的根源。一九九０年代，在大部分的社會，尤其在絕大多數已發展國家中，很容易發現父權家庭正在衰微的指標。因為離婚或分居使得已婚家庭瓦解，雖然父權制度仍可由不同搭檔再生產相同的家庭模型而繼續下去；然而支配的結構（和信任的機制）已被經驗所摧毀。已婚家庭瓦解頻率的增加，導致了單親與單親戶的形成，而終止了家庭中父權權威－即使支配的結構在精神層次上仍在新的家戶中生產。一九六０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在美國發韌，繼之在一九七０年代初盛行於歐洲，並在隨後二十年間擴散至全球；女性主義運動共同特徵，挑戰父權主義的轉化能力的社會運動特徵，並透過要求平等、點名差異或者是徹底分離，在各種事件上否定由男性定義、或由父權家庭銘刻的女性認同。雖然女性主義在各國不斷的出現，婦女的抗爭、組織也在全球蓬勃發展，但不同的文化、機構與政治脈絡仍然影響了女性主義所能發展的樣貌與方向。女性主義不懈怠地與父權制度對抗，無法允諾我們任何歷史的預測，因為歷史沒有事先決定的預定方向。我們不要為了解放勝利而歡欣鼓舞，反而更要注意看著這亮麗的大道終將通往何方。女性主義與性認同社會運動是否能夠將她們深信的價值體系制度化，大部分賴於運動與國家政府的關係。雖然國家政府一向是父權制度賴以存活的最終手段，但社運對政府提出的特殊要求，總會攻擊最重要的支配系統，並在政府自身面臨的結構性危機時顯現。而這結構性的危機，在今日，正是由政府未來企望的全球化與過去所持認同之間的矛盾所致。第五章權力式微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性」，尼可斯•波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於1978年寫到，「在於它吸納了掌控了社會的時間和空間，建立起時空軸線的矩陣，並且壟斷時空的組織架構；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時空組織成為一種控制的網絡和權力，這就是為何現代國族（modern nation）是國家的產物」。然而，隨著全球資本、貨物、服務、技術、通訊和資訊的流通，國家對時空的掌控卻越來越弱。透過對於傳統的獨佔與國族認同的（再）建構國家俘虜了歷史空間，如今卻受到具有自主性主體的多元認同的挑戰。全球資本主義興盛，而國（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各地爆發開來之際，「國（民）族國家」－這個現代的歷史產物，它的權力似乎正在喪失當中，而更精確的說，他所喪失的是權力，而非影響力。然而，在一九九０年代，國（民）族國家確實已經從擁有主權的主體轉變成祇有戰略性的地位和角色，在全球體系的互動中扮演他們自己的或是其他作用者假設它所代表的利益，並且在一定的條件限制下，系統地和其他權力團體瓜分主權。國（民）族國家仍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因為他孤立於超國家的鉅觀的力量、以及次國家微觀過程，因此國（民）族國家自己的手上幾乎沒有權力。再者，國（民）族國家在國際的領域策略性的行動，他們卻會遭受到來自國家內部的壓力。因此，當一個國家越強調社區共同體（生命共同體），他在全球權力瓜分系統中就越無法施力；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越得意且左右逢源，則他們越不能代表該國的人民利益。在世紀末世紀各地政治到處充滿了上述這種深層的矛盾。所以，權力式微的國家（states）若要強化其影響力，並進一步保有勝利的姿態，以及在民主危機中引航前進，也祇有一腳踢開由國族（nation）所做成的階梯，才有所可為。第六章資訊化政治與民主危機在過去，權力是王儲、寡頭政治與統治菁英的囊中物；權力被界定為一種可將某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修改其行為能力。然而這種權力的意象再也不適用於當今的現實。權力無所不在，卻也難覓形影：它存在於大量生產之中、金融流動之中、生活方式中、醫院中、學校中、電視中、意象中、訊息中、技術中…。（阿蘭•杜罕，1967：36-38）國（民）族國家界限不清，因而混淆了公民權的定義。缺乏明確的權力基地，使社會控制被稀釋，而政治挑戰也產生分化。公社主義以不同形式興起，削弱了民主政治所倚賴的政治分享原則。國家越來越沒有辦法控制資本流動、確保社會安全，它對於市民大眾的重要性因此降低了。對於地方治理制度的強調，拉長了政治控制機制與全球問題管理間的距離。資本、勞動與國家間的社會契約失效，把每個人送回了原點，而使人完全依賴其個人力量地為其個人利益打拼。政治與民主過程的轉化，在網路社會中，新的資訊技術在政治論戰與權力追求策略上的直接結果，以之為衍生這個轉化的主要因素。這個技術向度與網路社會特性的廣泛趨勢互動，也與對這個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支配性過程的共有反應互動，而對這個轉化加諸一個強大的扭轉，產生了所謂的資訊化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資訊媒體在當今政治中扮演了重要關鍵角色，由於傳統政治體系危機匯集的效果以及新媒體戲劇性的普及化，政治溝通與資訊遂根本地被媒體空間掌控。若外在於媒體領域，那麼只剩政治的邊緣性了。電子媒體的邏輯與組織，框架了並結構了政治。我必須在某些證據基礎上，以大量的跨文化例證的輔助下，來說明這個在媒體空間被電子媒體的邏輯與組織所掌握的政治框架過程（資訊化年代的趨勢特徵），他不僅衝擊選舉，有衝擊政治組織、決策、治理，最終修改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本質。曼威•柯司特認為世界上新民主政治的雛形數量不少兼具多樣性，認為未來資訊化的政治趨勢有幾點。首先第一點是地方政府再造。世界上許多社會地方民主，現正蓬勃發展，區域與地方政府彼此合作，並且將觸角延伸到鄰里分權與市民參與。第二點是電子通訊強化了市民間政治參與水平溝通的機會。線上資訊通路與電子媒介通訊，促進了資訊的擴散與搜尋，也繞過媒體的控制，提供了自主的、電子的論壇上互動與辯論的可能性。如此，市民可以形成他們自己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群體，牽制建制化政治結構，因此創造一個彈性、有適應力的政治場域。一些國家與城市相對少數、受教育的、富裕的菁英，擁有能接近資訊與參與政治的特殊工具，並真正地強化了他們的市民權，而世界上或國家那些未受教育的、被漠視的百姓大眾，仍將被排除在新民主核心之外。第三點網絡社會中有著遍布全球的國際特赦組織、無國界醫生、綠色和平等等，以及無數地方性與全球性的活躍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所支持人道主義主張，是資訊化政治中最積極、最強力動員因素。這些人顯然為著具有廣泛共識的議題發展，而沒有必要與任何政黨結合。但他們不常推選自己人選來界定議題取向，主導公共事務並獲正當性。不過上述因資訊化民主機制出現，新的動員形式透過了帶入新的政治過程與政治議題，終究加速了古典民主政治的危機。肆、筆者心得結語本書論述認同建構與力量，從宗教的基本教義派認同、文化認同、國族認同、種族認同、身份認同、階級認同、愛國認同、環境認同，到父權認同之瓦解，女性主義之興起到同性戀的解放運動等等，最後論述權力式微與因資訊化的介入導致權力機制的改變。在經濟全球化的穿透力量下，國族（nation）正在重新正當化，替代了國家（state）原來的美好制度性作用；如同政黨失去原有的理念與精神，淪為權力與意識形態之掮客。資訊媒體的符碼的介入與再現，取得了巨大的力量與權力，新的權力並操控著資訊符碼與再現，資訊的流通象徵著權力的流動，社會據此組織其制度並營造行為與生活，進而重組社會政治與社區的結構。當各地域之本土化興起，抵抗著全球化之普同性文化主義，進行著權力與文化之間的拉扯。社區運動表現出社區認同之主體性之象徵性，例如：台灣之社區總體營造，正是一種全球化的對立面運動，以各區域的小集體的行動，轉化為社會集體價值與自主性。但是各地域社區所追求的自主運動，由時迫於政治與經濟的壓力而產生，做為一種主體發言權的追求似乎處於被動，而不同社區的訴求也不盡相同，那麼最終之價值觀是否符合當初社區總體營造之精神與價值。網路化、媒體化之符號干預已經出現，介入社區的草根性運動中，社區的共同認同力量是否能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中作用，是否能允諾未來美好之生活美景，或僅止於權力之操弄與意識形態之鬥爭，亦或是想像的烏托邦淪為曇花一現？是值得我們深思之問題。

	導讀《認同的力量》BY黃晉華
	指導教授：楊裕富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