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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現代建築 學生 曾翔姿 指導教授
楊裕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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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一樁最偉大與莊嚴，最迷惘與挑戰的事實是全球文化與社會的變動，這一全球性的變動，簡言之，就是一個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動，而。依世界史的劃分，「近代史」的範疇意指一六四○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這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為中心的發展的歷史。「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意指一八四○年鴉片戰爭至一九四五年，對中國而言，也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全面變動，此期建築的發展一定程度地左右了戰後台灣建築的發展。 |
影響中國傳統樣式復興的墨非之早期古典主義樣式代表— 清華大禮堂.19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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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灘橫濱正金銀行 公和洋行 1924 |
一、中國的西化
中國從清雍正年間至鴉片戰爭前實行閉關自守，使傳統儒家文化未能調節更新，無法察覺世界的整體變動，直至生氣勃勃的西方資本主義伴著槍炮敲開中國的門戶，近代中西文化的衝突就在中英鴉片戰爭的失敗下拉開序幕。中國近代建築的現代化也以此為開端，在西方建築文化衝擊、推動下被動地展開。
現代化運動本質上是文化與社會的變遷，它含括三個層次，分別為器物技能層次的現代化、制度層次的現代化、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物質因素的轉變不易侵犯到生活內部的價值，所以滲透度較快而大。藝術思想的現代化屬於最後的一個階段，亦即「思想行為」的階段，這使得國人藝術觀念，並不如西方的器物技術般已經被普遍採用而進入現代化，也不像西方制度的被陸續模仿而部份現代化，一如湯恩培的「文化反射律」。西方文化中也以這一個層次遭到中國社會文化的抗拒最烈，因此其穿越的力量也最弱，使得西方的思想行為層次相對地很少被中國所接受，造成了器物制度與思想行為的文化「脫序」現象。 中國於一八六○年施行的洋務運動雖於十九世紀末失敗，但因應洋務運動的西方樣式建築陸續出現，甲午戰敗後，外國勢力的急速擴張，西方式樣建築更是大量出現，外國建築師也於九○年代開始於中國境內執業，展開了建築西化的浪潮。二十世紀初，滿清政府由技術層次轉向制度層次的向西方學習，為因應新機構的需要，新的公共建築在多數委託西方建築師設計下，展現為仿歐洲古典形式。政府主導的建築西化和民間模仿西方建築的潮流匯合，體現清末由原本鄙棄仇視轉向崇洋的社會心理。這股建築西化的浪潮於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成為中國天際線上抗衡中國古典建築之最強的力量，雖然西方建築式樣的精確度無法與西方原型相比，但此風仍持續至一九二○年後半以後，才一方面因現代建築被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古典式樣有再度復出的現象後才漸次消退（傅朝卿，1993；14）。 |
上海聖約翰大學懷施堂 1892
上海聖約翰大學思顏堂 1904
上海聖約翰大學思孟堂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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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祭堂 呂彥直 1929
南京中山陵牌坊 呂彥直 1929
中山陵南向全景
北平國立圖書館 1929
上海市政府
上海匯豐銀行大樓細部： 此建築為公和洋行早期代表作 也是近代西方古典主義建築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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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學生的影響
中國近代建築的發展，一方面起自早期西方建築師於境內的建築活動引入了西方建築樣式，另一方面，中國留學生歸國也帶回了布雜教育的古典主義與現代建築。中國始於一八七二年派遣留學生，於二十世紀日漸興盛。一九二一年，接受近代建築教育的留學生回國，這些留學生帶回了布雜藝術體系與現代建築，開始有能力在設計領域與西方建築師爭取支配權，並投入中國近代建築教育的開拓工作。一九二二年，中國人興辦的建築師事務所也開始陸續增加，多集中於上海。一九二三年，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由留日歸國的學生柳士英、劉敦楨、朱士圭及黃祖淼共同創辦建築工程科，中國近代第一所建築學科才就此開辦，並於日後與它校合併為中央大學建築系。 繼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的開設，同年八月，由梁思成創辦的東北大學建築系成立，教授以陳植、林徽音等留美歸國學生為主。同年十月，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建築系成立，教授以留法學生為主。起自一九二八年，三所建築系於中國境內的成立，這一個現象也反映了中國建築專業培養建築師的客觀需要，在這個中國政治傾向歐美的時間，多數承襲法國巴黎美術學院論述的師資呈現了日後學院派教育對中國建築發展的影響。學院派的建築教育視建築為技術與藝術的結合，強化建築樣式的設計訓練，這學院派藝術觀在中國的先入為主，以及現代主義的「機器美學」在中國沒有紮根，成為中國近代建築價值觀的先天不足，也妨礙了現代主義建築在中國的發展（賴德霖，1992）。直至四○年代初，西方現代主義建築和城市規劃思想透過建築書刊與歸國留學生，開始對中國建築界產生廣泛影響。一九四二年，聖約翰大學建築系的創辦，引入包浩斯的現代建築教學體系，開創了中國推行現代主義建築教育的先河。 |
有利銀行大樓—中國第一棟鋼框架結構建築
上海大光明戲院：奠定鄔達克成為上海最重要建築師之作
現代建築：吳同文住宅 鄔達克 1937
戰前亞洲第一高樓： 上海國際飯店 鄔達克 1934
莊俊自功能出發設計的孫克基婦產醫院 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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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建築與現代中國建築
中國近代建築除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西化，另外還有外來新建築的「中國化」。十九世紀後期，中國各地反洋情緒高漲，屢次發生重大教案，西式教堂往往成為攻擊目標。西方人因而思索各式「中國化」的方式，也成為傳教的共同認知，於是在擴大慈善事業、興辦學校外，開始於建築中加入中國地方色彩。進入二十年代後，受過建築學院薰陶的西方建築師紛紛來華，成為「現代中國建築」的設計主流，建築多以新的材料與結構，依機能要求設計平面，並在外觀以大屋頂與斗拱表現「中國固有形式」。
自十九世紀中國門戶被帝國主義敲開後，激起中國民族意識的種種反應。近代民族意識至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達到高潮，而於五四之後形成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社會思潮。這一民族意識表現於建築之上，即為「中國固有形式」的實踐。民族意識與建築的結合，表現在由政府主導的固有民族文化之發揚，也影響建築師在中國古典復興的探索。自一九二五年的南京中山陵、北平國立圖書館設計競賽及一九二九年的南京「首都計畫」和上海市中心區域計畫，都是由中國政府主持的重大建設專案，設計都明確要求採用「中國固有式」、「發揚本國固有文化」，這民族意識對中國建築師探索傳統形式發揮了推動的作用。「以西洋物質文明發揚我國固有文藝之真精神」、「融合東西建築之特長以發揚吾國建築物之固有色彩」，成為此時建築界人士的理想與目標（賴德霖，1992）。這類建築作品，如中山陵、大上海市政府、南京中央博物院、金陵大學圖書館等。 這類建築於三○年代現代主義建築傳入時，正因民族意識的高漲而盛行，因而現代主義建築即在建築的合理性、美學基礎、經濟性、社會性等本質皆與「中國固有形式」相悖之下，現代主義建築於中國的發展於「救國」的時代脈絡中受到阻礙。現代建築生存的基礎是現代工業化的生產力，新的空間、功能、材料、結構構成現代建築的身分，這工業化社會卻也是現代主義建築傳入中國時，中國兵慌馬亂的社會所無能力發展的，建築材料生產的落後也限制了現代主義建築的發展，近代中國未能出現大量住宅的建造而帶動的工業化、標準化等現代主義的建築生產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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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建築的發展，起自西方建築樣式隨著外來勢力的滲入，於中國境內開展，無論是租界中的建築活動與城市改造，或是傳教意識的傳播影響，皆對中國傳統的城市與人民產生刺激作用，建築發展的支配權也於日後由初期掌控的西方人手中傳交至留學歸國的中國人。在整個由布雜體系與民族主義攏罩的歷史涵構之中，現代建築移植的發展還要面對中國的技術與工業條件的先天不足，致使技術始終掌控於西方建築師手中而難求自我突破。清末以來遭逢列強的連串欺壓，使民族意識容易轉向激情主義，理性主義以及踏實的科學精神在此脈絡下亦不易孕育，這強烈的個性致使清末以來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度重現於建築風格之上，轉為對「中國現代建築」追求的理想。但無論是「近代中國的現代建築」，抑或是近代的「中國現代建築」，建築論述缺乏實踐的平台，建築實踐又受限於兵馬倥傯的大時代條件，建築發展因此不易有提昇的機會，並隨著三○年代末戰事的開展而再度沉寂，並於一九四五年起，分置於兩個時空，各自發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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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傅朝卿，1993，《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 沙永杰，1993，《西化的歷程--中日建築近代化過程比較研究》 吳光庭，1983，＜一頁史話--記早期中國留學生之發展＞《建築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