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解除戒嚴之後，

從國族主義邁向後現代多元文化地景的轉化

— 閱讀高雄市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空間五例

洪士閔* 楊裕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Abstract

本文主要針對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為研究客體，研究方法採取Gramsci「文化霸權」與Althusser「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取徑（approach），以期揭示「文化中心」隸屬於國家實踐國族文化政策下支配性意義的歷史建構。隨後並凝縮到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主體空間進行討論，檢視該主體空間範圍內空間使用方式以及空間形式轉化過程，以期遇合主體空間形式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以及後現代多元文化的空間衝突，推促舊有的空間結構，產生變遷的實存現象。文末並以市民藝術大道、公共廁所、雅軒中華文物展示館、亞都庭園咖啡館、五十嵐泡沫紅茶咖啡館等，五個空間案例作為嘗試性的批判寫作的起點，期許在這樣的研究經驗下，能使得空間設計專業者以及地方執政單位，在面對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於未來空間再結構的過程中，能夠以更寬廣地胸襟來因應這一個屬於國族光輝與城市集體記憶的空間板塊。

關鍵詞：文化霸權、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資本主義、後現代多元文化

Keywords：Cultural Hegemony、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Capitalism、Multiple of Postmodern Culture

前言

城市不是在歷史中城市本身就是歷史　--- Manuel Castells

一、研究範圍與方法

1-1研究範圍：

1-1-1時間界定

本文研究客體乃為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所以在時間的界域上必須由「文化中心」何以設立以及何時設立的時空疑旨一併探討；然而一旦論及”何以設立”，因為民國40年至民國60年之間，自大陸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在台灣面臨另一個內部性的民族主義問題，除了得面對過去五十年日本據台的殖民內化以及政治衝突的二二八事件，呈顯台灣益加凸顯其地方性格與日化慣習，以致對於代表「中原」文化正統的國民政府的當權者有著統治上的合理性危機（蘇昭英，2001），很自然的，國民政府隨即運用強勢的政府機器來灌輸國民應有的國家意識，更以文化施政的名義巧妙地進行這項意識型態的教化體制，並操作其文化硬體建設的政治服務與思想箝制為主要步驟。準此，若我們要在研究時間上進行界定以先，就不得不先回到文化政策在國家機器下文化政策的歷史背景；也因此本研究的時間界定，乃是從追溯台灣光復時期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民國六０年間國家在經濟成長與轉型下「十二項建設」之中所列入的「文化建設」工作，一直到民國七０年代在各縣市陸續建造的文化中心（也含括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乃至於直至今日步入二十一世紀後現代氛圍的社會文化。本文也因此在此一時間歷史的脈絡下展開整體觀照。

1-1-2 空間界定

在空間界定的部分，為了能清楚詮釋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境處高雄市都市肌理中的地理位置，因此吾人在此將研究的視野置放於整體城市的空間（文化）脈絡中，此一研究方位的取向確立，是將城市視為「文本」，對於政治性動力內化為空間建造的植入過程，乃至於透過文化意識型態的教化過程達成所謂「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蘇昭英，2001），因此吾人於此進行將都市紋理與主體空間一併納入探討，開始嵌埋於文化符碼的解碼工作，揭示「文化中心」隸屬於國家實踐國族文化政策下支配性意義的歷史建構，也使得一個既定的文本詮釋才得以具有意義。隨後並凝縮到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主體空間進行討論，檢視該主體空間範圍內空間使用方式以及空間形式轉化過程，以期遇合主體空間形式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以及後現代多元文化的空間衝突，推促舊有的空間結構，產生變遷的實存現象。

是故，本文的研究空間範圍界定如下圖（一）、圖（二）、圖（三）各屬不同空間層級所示：

圖（一）都市紋理下的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圖（三）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平面配置圖

（本圖援引出處：群琁地圖通地理資訊專業網）

圖（二）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周遭環境示意

（本圖援引出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本圖援引出處：群琁地圖通地理資訊專業網）

1-2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以文獻回顧、參與式觀察以作為基礎資料。並透過「個案研究」的研究方式，解析文化中心從原本召喚國族主義政治圖騰彰顯的場所轉化成市民文化公共空間的權力線索；最終以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內的五個空間現象案例，解構空間本質在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文化政策操作下，以及（地方）執政者文化霸權構建鞏固下的演繹歷程。

基於研究性質，因此，本研究方法採取Gramsci「文化霸權」與Althusser「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取徑（approach），進行梳理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歷時性分析，從光復之初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中心民國七十年的正式落成啟用，直到現今西元2003年之間，指涉的空間的政治認同，並針對資本主義流動下的市場認同，以及自從1970年以降的後現代主義興起，對於文化中心空間本質的再結構過程作一檢視與願景。

二、Gramsci「文化霸權」與Althusser「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基礎

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接觸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概念與阿圖塞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理論（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化解了個人關於文化國族主義的文化政策如何運作以產生國家認同與統合效果的疑惑，同時也對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與意識型態（ideology）這兩個經常被簡約化、刻板化的概念，其原始的意涵與後來延伸的極為複雜的內涵，有了進一步的釐清與較全面性的瞭解。

「文化霸權」對葛蘭西而言，是指一個社會中領導階級和從屬階層之間在爭奪政治權力過程中，道德、文化與智識霸權的競逐佔有著主導性的角色。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是依靠意識型態的領導權，而不是依賴赤裸裸的壓迫和宰制。這個意識型態世界觀是透過宣傳和教育，營造出一致的輿論與意見，取得從屬階級自願的贊同，而維持其既得的社會和經濟體制優勢（Artz and Murphy 2000：3-4，Turner 1996：72）。

葛蘭西所提出的，從屬階級「積極同意」的觀點，隱含了文化場域的構成必須經過更具生氣、更有動能的鬥爭過程（Turner 1996：72）。透過意識型態的轉化，「更新了原有社會的生活方式、習俗、概念、文明和文化的形式與層次」（同上：241，引自Hall 1981：25）。在這個過程中，原有意識型態系統中的各種元素，都經過重新排列、整理、與接合，進而成為新的系統（同上：248，引自Mouffe 1981：231）。從這裡，個人體會出當初如火如荼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見第四章）中，雖然國家由上而下的強力灌輸中華文化的終極價值，但終究未能獲得在地人民的積極認同，導致它並未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完成其使命。至於，在該運動中我們稱文化政策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工具，其中的意識型態為什麼，以及如何能透過「教化」的過程起作用，似乎還可以在阿圖塞的理論中找到更詳細的說明。

阿圖塞所講的「意識型態」，與我們今日常視之為一種僵化思想型態的理解，有極大的差別，其原意應是指從中建構和塑造人們對現實的意識的一種思想架構。意識型態由外部的社會生產構築了我們的「本質」和自我，稱為「主體性」（subjectivity），這是由文化所賦予的，由文化所建構的（同上：24-25）。而所謂「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則包括了媒體系統、法律系統、教育系統和政治系統等，透過每日不斷的運作而建立並合法化社會規範，達到意識型態控制的目的（同上：22-23，引自Fiske 1987：257）。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台灣「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時期，國家領導人相信可以透過文化政策引導國家機器全面地操作特定的意識型態，以打造人民的「中國國民」身分認同，謀取其政權合法化的目的。

三、國族主義與文化中心主體性的空間脈絡

本章主要是針對民國三十八年（西元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為了鞏固既有國族主義下的文化歷史思潮，所進行的文化建設工作作一歷時性的脈絡梳理，並無意對台灣戰後文化論述與文化政策的轉型進行論述。只是為了要解讀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場所精神的空間權力象徵以先，我們有必要對台灣戰後文化政策發展的歷程作概要性的回顧，以說明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空間文本之線索分析。本文以上述葛蘭西「文化霸權」與阿圖塞「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理論，進行梳理中央政府戮力實踐文化政策的目的下，一場「國族主義」再殖民意涵的戰鬥過程。

3-1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歷史關係之扣合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1949年)中央政府遷台，直到民國五十五年(西元1966年)中共在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對傳統中華文化構成威脅，先總統蔣公才在民國五十六年（西元1967年）號召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以反制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共在大陸實施的文化大革命產生對抗的立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以三民主義的思想學說為基礎，引導國人復興舊有的道德學說與文化。

隨著時代的更佚，民國六十年代末期的台灣社會，已逐漸由農業勞力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流動的社會，由於工商業社會中民眾汲汲於追逐經濟利益，鑑此，行政部門便啟動改善社會風氣的想法。政府在推行十大建設之後，轉而正視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民國六十七年(西元1978年)九月二十三日，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宣布，為強化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政府繼十項建設之後，隨之再進行十二項建設。其中第十二項建設就是文化建設，文化建設主要的內容就是五年內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謂即政府啟動文化建設機器的關鍵濫觴。

而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簡稱KHCC）正是因應此一文化政策下的空間產物，整建計畫於民國六十四年進行籌組，而在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正式興工，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四日著手成立文化中心籌備處，在歷經五年的施工，於民國六七十年四月五日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終於正式落成啟用，步趨政府文化實踐的道統建構與催化，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正式地加入整合國族文化意識型態認同運動之陣列。以下就表（一）說明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組織沿革與相關事件。

表（一）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歷史沿革

時間	組織沿革╱重大事件
民國六十四年	進行整建計畫的籌組工作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正式破土興工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成立文化中心籌備處，委任蔡榮桐先生為籌備處處長
民國七十年四月五日	歷經五年的施工，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正式落成啟用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奉行政院核定為「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六日	正式修正為「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直隸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民國八十二年	兩廳堂（至德堂、至善堂）因長久過渡使用，建築設備多處殆壞，在中央補助經費下乃進行特殊設備的整修工程
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	正式成立為文化局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文化局http://www.khcc.gov.tw）

3-2文化霸權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下國族主義的再殖民

3-2-1打造「中華民族道統」國族主義的召喚

在台灣經歷了日本五十年的據台殖民以及二二八政治事件的衝擊，造成代表「中原」文化正統的國民政府當權者構成威脅，國民政府在台灣面臨了一場內部性的國族主義的建立危機，於是在戰後的國民政府與社會文化菁英聯手打造了一場大型的意識型態建構與思想改造的工程，把統治階層既有的道德、政治、文化的價值觀念，透過宣傳與教化的手段，強殖灌輸給台灣人民，而在台灣光復初期至民國五十年代雖並無具體的文化政策，但文化工作往往與教育、新聞和宣傳相結合，被賦予教化匡正社會道德以及強化中華民國正統意識的重任；乃至於後來的民國六、七十年代之間，陸續在各鄉鎮縣市設立的文化中心或社教單位，在執行方面則是操弄著以政治服務與思想箝制為主要步驟和策略。這些文化施政上的表現，充分呈顯出亟欲鞏固文化政策中的國族主義之脊樑思維。

在國族主義的論述之中，我們看到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現代國家」（modern state）追求向上目標的同時，承載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固有文化使得這樣的國族道統內斂成為一種意識型態（蘇昭英，2001）；若表現在民間文化活動型態與國家機器的政治與政策層面，雖目的是召喚全體人民對於國族主義與民族文化的認同，反倒出現一種傳統形式與現代意識的矛盾與複雜。台灣在光復後初期從國民政府來台到1970年代，以建立「國族國家」做為文化發展的定位。環繞在國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的文化霸權，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主軸的文化政策呈現出獨特的樣貌，例如文化與政治的特殊連結、國族主義與文化意識的拉扯等（蘇昭英，2001）。

3-2-2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文化殖民

國民政府初期在台灣即試圖以「中華民族意識」作為文化認同的符號召喚。執政者並且以霸權的力量推動符合中原意識的文化活動，尤其是當蘊含強烈政治支配性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透過政府主導的教育與政戰體系，全面滲入民間社會，以支配或改造台灣原有的常民生活。阿圖塞（Althusser）曾指出，意識型態的操作並不是外顯、可以讓人一目了然的，而是以內隱的、暗喻的方式進行。在空間的向度上，誠如在各鄉鎮縣市建立文化中心（包括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除了把執政者觀點的文化美學與價值意識賦諸人民，進一步形塑、強化民眾對於中華文化母體（中原意識型態）的建立與價值認同，而轉化為對國族國家的忠誠與歸屬。「復興中華文化」政策在台灣文化政策發展的過程，曾經盤據核心位置好長一段時間，目的即是試圖打造一個「中華民國道統」國族主義的召喚。這些以政治考量為重的文化設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圖拭去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並召喚了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國民的認同身份，產生了殖民式的文化霸權取代與文化重塑的結果。而執政者的文化認知相對地也架構了一套價值參照的主宰控制，成為運作文化再生產的支配性力量。

整體而言，國民政府遷台後至1970年代末期這段期間，我們清楚地看到政府施展絕對的意識型態霸權，由上而下架構著一套以「中華民族道統」為依歸的文化價值觀，一方面掌控對文化設施的展演內涵、對歷史定位的詮釋與發言權，另方面也將統治階層的主觀價值意識，擴及為台灣人民的國族認同，正當化社會中文化生產與再殖民的認同秩序，奪取專職一元化文化發展的國家機器主控權。由於與戒嚴制度營造的政治氛圍交相作用，一直到1970年代末，意識型態幾乎穿透了各種文化藝術的實踐場域，由上而下的「控制」逐漸轉化成為這一階段文化結構中的特殊性格。高雄市文化中心設計之初以「復興中華文化」以及「仰念先總統蔣公德澤」為號召的空間書寫，成為高雄市文化實踐的箝制樞紐。「復興中華文化」不僅是政治圖騰，而且也無限上綱成為文化實踐作為文化中心文藝的施政準則。如此依附於政治體的文化硬體設施，可以說是政治與文化藝術互相滲透的型態，文化與政治不分。政治正統意識的教化目的透過文化設施來完成。而就在計畫實施的過程中，只將文化轉成政治圖騰，卻無法引發人民共鳴的文化施政，一時間導致執政者和民間產生嚴重的文化落差，而呈顯出亟明顯地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殖民政策施為。

四、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對高雄市文化中心空間文化型式之影響

4-1後現代主義下台灣文化對世界體系價值的依賴

80年代在布希亞（英譯本﹐1983）、李歐塔（英譯本﹐1984）、詹明信、哈維（David Harvey）和Connor等人的論述影響之下﹐後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被界分出來。後現代性（或後現代化）指的是後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後現代主義則是這種社會的文化現象。後現代性意指了現代性之後的東西；它指涉了那些與現代性有關的社會形式的開始或實際崩解。後現代性強調了各種個別與社會認同的形式，自主的主體被分散成為一種銘刻在語言裡的多元、多形貌的主體位置範域。相對於強制性的整體性與整體化的政治，後現代性強調多元且開放的民主。再則，後現代主義指涉的是新的認識論立場，批判了啟蒙以來的理性至上論、拒絕追求整體（totality）的理論建構、質疑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及統一中心主體（unified centred subject），而強調差異（difference）、片斷、部份、暫時、去中心、地方性和不穩定。

當前全球化的後現代氛圍中，資本主義的累積邏輯帶動著無以名狀的城市文化，而西方文化所表徵的現代性，正逐日擴張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支配世界體系的價值觀，相對於位處（知識／權力／文化）邊陲的台灣，自然地會向世界體系價值觀靠攏，而在文化依賴的強烈影響，台灣空間專業的主流論述，當然也架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意識形態之下。空間專業如此，代表著民族文化的認同結構也自然會出現鬆動。因此，從對世界體系價值觀的編入所產生的文化依賴，文化因此可以很輕易的轉換成商品的形式出現，「空間」的形式和內涵更是首位其衝，成為備受社會資本與時代考驗的地景結構。因此，位處「歐美中心」的邊陲，在文化依賴的支配性力量之下，台灣無疑問地戮力追求西方現代性的意識形態。然而，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下，「發展掛帥」化為台灣換取經濟上的數據，犧牲了眾多空間環境品質的漠視與破壞。這樣的情形，當台灣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在都會區惡劣的生活環境與繁忙的工作壓力下，資產階級因此在市區開始發展休閒空間（如咖啡館、PUB、KTV）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單位（夏鑄九，1995：161），而以休閒空間的需求，配合追求西方美學文化的意識形態，造就了標榜西方文化的「咖啡館」，而「咖啡館」如今正式地揮軍進駐過去充滿政治圖騰與肅穆氛圍的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除了轉化了原本是政治意圖濃厚的文化空間之再結構，也凸顯了台灣的公共休閒空間嚴重不足，更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大眾文化的流動下，把歷經二十二年高雄市文化中心的政治界域突圍成功，然而，正因如此亟欲追求西方文化分化下的美學價值與生活面向，卻已被一種象徵追求進步的意識形態所支配。

而鑑於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涵蓋廣闊，甚至相互對立，本文並不願意概論式地討論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而是要透過「去中心化」的核心思潮：打破中心權威、跨越（既有的國家、政治、歷史等）疆界領域，並藉此角度觀察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空間文化型式的轉化。西方研究文化的某些學者，發現當代的情境特質與現代化之初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將之稱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Smart，1993）。後現代性有許多情狀，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因為它們是一種時代文化所呈顯出來的特質。準此，本文無意針對後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界野或關係加以分類討論，為了能一窺後現代情狀中豐富多元與差異的現象，以及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相對於批判的空間權力關係，吾人擬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概念為理論取徑。

4-2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概念之核心則是在於空間之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他認為空間的歷史不能局限於研究某一既定符碼之形塑歷程的各階段，而要處理一客體的全面狀態，即要扣連上涵蓋了特殊歷史與制度的生產方式（王志弘，1998：3）。這種從空間產製角度來理解空間的方法，也可稱之為空間唯物論（spatial materialism）（Sayer，1993）。Lefebvre也進一步引申了他劃分唯物空間產製之三位一體分析架構，即「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徵」與「表徵的空間」。（王志弘，1998：2；蘇彥豪，民1998：16； Sayer，1993；Lefebvre，1979）

（1）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屬於感知（perceived）之層面。包括了社會中之生產與再生產，以及空間區位與配置組合。此空間實踐在其掌握與佔用空間的過程之中，緩慢而確立地生產了空間。

（2）空間之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屬於構想（conceived）之層面。泛指某種空間的呈現方式(如地圖、影像、文字論述、符號等)，是一個概念化（conceptualized)的空間想像。其形象流變，且透過知識理解與意識型態來獲致對於空間紋理（spatial texture）的修改。

（3）表徵之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屬於生活經歷（lived）之層面。是一套象徵論（symbolism），其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另類的生活想像。表徵之空間透過意像與象徵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來，因此是屬於「居民」或「使用者」的空間，也是一個被動的經驗空間。它與物理空間重疊，且傾向一種非語言式的表意。

前述列斐伏爾的界定或許過於抽象，並且有其原來發問的社會脈絡（即列斐伏爾所謂的官僚支配的消費社會），但我們可以延伸其意義，而得到如下命題（王志弘，1998：75）：

（1）空間的實踐是指牽涉在這個空間裡的人類行動，包括了生產、使用、控制和改造這個空間的行動。

（2）空間的表徵是指牽涉這個空間的呈現方式，包括空間本身的樣貌與意義，以及我們呈現它的種種方式，包括模型、影像、文字、其他符號，以及概念，思維方式等等。

（3）表徵的空間是指夢想、慾望、幻想、象徵、潛意識、情感、日常生活難以言說的感覺、身體、嘉年華、節慶、狂歡、幽微、人類交往溝通的空間。

綜言之，空間的表徵就其廣義而言，即處理空間之文化形式的問題，而其主要操作方式與樣態是呈現、再現與表意實踐。

4-3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空間型式的質變因素

在台灣歷史發展的結構變遷與西方文化的進迫和轉動之下，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空間本質面臨了相當的危機與轉化。而整體文化政策的走向的權宜，也同樣會反映在硬體環境設施和空間型式與使用過程，同時也凸顯了各行為者與支配因素參與其中的涉入程度與地位角色的轉變，亦即權力變遷的歷程。在陳志杰君著《文化政策的困境與挑戰—立法場域與媒介論域之評析》一文中，將各時期國家指導的文化政策分為四個階段：（1）光復重振階段；（2）現代化發展階段；（3）民主轉型階段；（4）地方自主階段（陳志杰，2001）。而此得知，此時政府扮演的角色已從直接設計、執行的權力控制，轉變為監督文化資源與改善文化環境的服務管理；而民間文化團體之角色也相對地從接受指導與訓令的學習者，成為督促文化合作與主動涉入文化事務的先行者（陳志杰，2001）。

因此，我們可由上述的觀點，得以梳理出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空間形式變遷的幾個主要支配因素：

第一、國家執政者文化政策的調整和移轉，改變了原有的實質結構狀態，也邁向精緻化的多元機構。

第二、因為資本主義的流動與累積邏輯，發展出『官商資本』結構，而官僚與資本家的結合，融合權力和資本來累積財富，裸裎地編入（改寫）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園區內的空間組構。

第三、市民社會的運動與思潮，使得原先富有濃厚政治意圖的空間內涵，推進了空間文化的再結構。

第四、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與大眾文化（意識）的抬頭，引導了文化中心管理當局的空間服務。

五、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空間文化形式之分析

本章吾人就現今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變遷後的空間文化形式，與過去的空間意義與內涵作一對照性的分析，以此端得文化中心的空間脈絡在受到地方執政者的文化操作（如市民藝術大道競圖案、廣州街-戀人絮語的網路徵稿、鋼雕藝術節）、後現代拼貼（大眾）文化的推擠（鋼雕公共藝術設置、公共廁所整建計畫、雅軒文物展示館、全國鋼板踢踏舞大賽）以及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妥協之下（亞都庭園咖啡館、五十嵐泡沫紅茶館），皆反映在空間實質環境設計成果以及空間本質的變遷與再現。

5-1地方執政者於文化操作下的空間書寫 — 市民藝術大道

「市民藝術大道」的計畫，原由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及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共同承辦推動，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進行公開徵圖，經專家評選及市民票選，由當時高苑技術學院吳振廷（此人，目前為樹德科技大學古蹟維護與建築系大學部學生，亦為九十二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推薦甄試錄取之研究生）及陳家承同學獲得第一名。之後適逢內政部營建署與文建會分別推動「創造台灣城鄉新風貌」與「擴大公共投資提振景氣方案」的專款補助，再委由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參考徵圖作品的創意，進行專業的工程設計。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由園泰營造公司進行施工，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十日竣工落成。而在民國九十一年完工之後，

由於高雄市的地方首長，於民國八十七年底縣市長選舉後，改由民主進步黨的謝長廷先生首次取得了地方執政的權力，鑒於其過去在野黨的身份，在取得地方執政權之後自然不遺餘力的進行市政建設，以累積競選連任的施政成績和政治能量，其間也包括了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市民藝術大道」的空間計畫，開始了高雄市空間解組和空間秩序的價值評準，也重新步入了霸權鞏固的階段性任務。

市民藝術大道的竣工與實踐成果，召喚的是「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市民歸屬，高雄市市府也多次在此廣場和步道上進行文化性的空間活動，如（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全國鋼板踢踏舞大賽、市民藝術大道-廣州街戀人絮語徵文活動等）。而空間重塑和文化建設的施政歷程，自然地成為民主進步黨候選人在進行2002年市長選舉連任動員工作中，市政成果的宣示，更輕易地轉化成選票催化的基地工廠，晉升為吸收中間選民票源力量的最大選戰機器；就在2002年底市長改選的戰役中，原高雄市府的執政者著手準備邁向連任之路，在其市長選舉之初的競選基調中，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的競選團隊援引所謂『珍惜‧建設‧高雄不走回頭路』以及『再造市民公共空間』市政建設成果的口號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意識召喚，並包裝其政黨的市長候選人為一位著眼文化建設與文化政策的行動實踐者。相對的，因為文化硬體施政成績所凝聚的選票力量，不僅突顯出地方執政者的競選優勢，但也體現出文化政策與文化邏輯賦予執政者合理性的霸權鞏固。因此，我們相當可以理解，當國民政府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文化政治時，試圖創造以中華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符號認同，進行移植性國族主義的建構工程（蘇昭英，2001）；一直發展到現今地方執政者為了爭取市民認同的合法性基礎，再造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一項重要工程，建立一個「塑造教化」的機制，將官僚所喻的美學價值、文化思維與國家意識灌輸給所有國民。成為一個無以回復之權力鞏固的再現政治。

在2002年底的市長選舉中，謝長廷先生其競選文宣所喻之「珍惜‧建設‧高雄不走回頭路」，正是操弄於文化符碼的政治語言，不僅灌輸市民對於官方施政的主體認同，也對市民強殖了意識型態的地方認同，召喚一種「文化想像的共同體」所架構的市政成果，另一方面也衝擊到高雄本地原有的文化傳統與意識生態，產生了類殖民式的文化取代與文化重塑的結果，也強化了市民在這場激烈的選舉衝突中，有意識、有技巧地全面進行這項意識型態的泡製工程（Hobsbawm 1997：124）。而剝下多重虛飾的文化符碼，「珍惜」一詞所傳遞的轉喻，不也正宣示著執政霸權對於市民的訓示和教化之意識型態。

再則，市民藝術大道的使用品質的維持，乃是利用無所不在的電眼監視系統、定時巡邏的警察、上鎖且稀少的垃圾桶（防止遊民翻撿垃圾）、精心設計半圓形無法在上躺臥的休憩座椅、裝有夜間自動灑水裝備的草坪（防止遊民睡覺）、午夜關閉公共廁所等空間控制手段以防止所謂「行為不合宜」的人停留在該「開放空間」內的管理策略。而在空間命名的弔詭中，「市民藝術大道」隱喻解放城市歷史的包袱，乃至於召喚著什麼樣的市民？誰的文化？誰的藝術？誰的大道？失焦的空間命名配搭著遙遠想像的藝術場景，缺乏人因使用的空間切割規劃，則可能是斬斷歷史臍帶、缺乏地域文化與常民生活的空間內涵。令人不禁思索，高雄市地方首長領導人全心全意想要邁入世界城市之林，但是城市的競爭力，究竟應該建立在市民現實生活改善的基礎上，充分展現豐富多元的文化價值活力，還是一味地致力於城市的裝扮美容（畢恆達，2000）？在公開競圖和民眾參與投票的過程中，遊民與社會次文化團體（青少年）的聲音被刻意地消音忽略，標榜「市民藝術大道」的”開放空間”於是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然而失去了包容、對「異己」的尊重以及向異己學習的機會，那”民主進步”的可能又會是在哪裡？

市民藝術大道的空間母語即是以打破了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在四重臨接界線上的範域，而在公部門公開競圖的上位計畫書，就已被規範著”可”拆離圍牆的空間條件）。準此，公部門所訂定上位計畫書的設計指導與專家委員的評選結果也的確達成了界域開放的設計目的，不僅拆除了內外界線上多重覆現的石鼓與鋼鐵管圍籬，也完成了”公共空間”的重新定義，更將禁制已久的”市民空間”還諸市民。雖在官僚機器的宣示中，說明了其目的是要創造文化生活圈，另一方面傳達公共藝術空間理念，建立市民關心生活空間、美化生存環境的觀念。只是如陳其南先生所言：『文化團體與其他文化界人士在資源整合與動員能力方面，其自主性與自發性仍稍嫌不足。文化團體在整體文化環境中的地位角色有待確認。』（陳其南，1998），因此，就連文化團體與文化界人士都對自身主體的定位都不甚釐清；那官僚所示普羅市民生活美學的召喚，這樣的營造目的似乎仍有待考驗。對此，我們不得不去梳理除了實質空間再造的設計成果，更需要直涉空間線索中權力霸權主導的支配性政治文化。所以我們不難窺得這樣的空間突圍的設計策略，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於臨界處內╱外空間的劃界與解構，不再只是簡單空間元素的討論，而是一場空間文化形式立處在文化霸權的政治權術之中，只是官僚機器巧妙地運用了民眾參與與空間解嚴的概念，遮掩了其政治企圖的至終目的。如此說來，「市民藝術大道」的發展計畫和設計概念，是否也在有意無意居間顯露出地方執政者欲從”地方（邊陲）包圍中央（核心）政治視野”、以新的市民空間美學經驗架空中華民族的道統文化；以及急忙重新粉飾內蘊濃厚中華民族國族主義意圖的”文化中心”。或許這正是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實踐家習於衝撞社會規範性界線的位置角色，而今轉身到文化建設的權力霸權之操弄。

5-2後現代多元文化的空間反映和空間活動 — 公共廁所、雅軒裝華文物展示館

5-2-1公共廁所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公共廁所』位居於主體建築的左右翼一樓處，是由原先的主體建築兩翼的公用樓梯下的空間遷建而成；弔詭的是，兩個原先為公共廁所的『公共空間』，一時間皆轉化成布爾喬亞式的公共領域—咖啡館。而原先隱密藏於樓梯下的廁所位置，也裸裎於建築主體中顯而易見的空間居位，其空間使用意義的脈絡指涉，再也不單只是身體機能解放的服務性功能，在空間意識的支配上，更是將既有的空間從屬權位關係進行鬆動，即是對於公共廁所的意義界定重新書寫。而在公共廁所內，文化中心管理單位技巧的扣連上公共藝術的實踐設置，將公共廁所與公共藝術進行了空間接合的工作，『公共廁所』順而成為公共藝術秀異的表達場域。再則，配合上規制的定時反針孔勞動偵測、全自動的清潔設備系統以及壁面上山水花鳥的國畫作品，搓揉解消現代化設備與後現代文化情狀的空間現象。因此，”公共”廁所的「如廁」不再是暗誨難言與危機浮現的覆現，而是昭告高雄市人民重回公共領域一個的安然場所。然而，社會進步下大眾意識的抬頭與後現代文化的流動，充滿現代性筆直線條的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新設置的『公共廁所』所相映的卻是拼貼的花崗岩外部建材、大理石建築面材，簍空魚造型的漏窗、不鏽鋼的把手與通風窗、美耐板的廁所隔間等，將整體空間的文化形式呈顯出拼貼、混置、錯合、矛盾、多元和差異的後現代文化空間。

5-2-2雅軒中華文物展示館

而在文物展示館空間命名的思維中，不再是復以「國」字當先的命名邏輯，雖然展示內容的文物，大多為流傳於原來的國度（中國大陸），有著空間上的延續性，不過一旦展示架構受到「社會實踐」的支配，它就帶有意識型態因此，在展示策劃中常容易陷入「意識型態化」的窠臼裡，一開始就已經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了。是故，在雅軒中華文物展示館的空間文化裡，流轉的還是那原鄉意識國族主義下的民族文化。不過以「去符號」的表徵，不再冠以「國」字以先成為代表民族國家認同的象徵符號。取而代之的是「雅軒」的模糊性符號，傳達著非馴訓化的空間命名。

雅軒中華文物展示館，在空間發展的脈絡上，是從主體建築二樓第二、第二展示文物館拉到一樓原為行政空間的位置，原是高舉在上的空間配置方式，直到如今卻以一種暗誨不明的空間居位，繼續據守著展示的歷史任務，透過文物展示的文化活動，塑造「中華文化」意識的建立與價值認同，在文物展示室的展示內容中，仍可尋得「中華民族之起源」與「故宮歷史博物館複製品」等國族意識圖騰的展示規劃，也辛苦支撐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意識型態的載體。只是當「中華文物展示空間」陷落在資本主義、市民主義抬頭以及全球代的文化共融下，面對除舊佈新的時代壓迫，徒然顯得無力以對的空間任務。

5-3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擴張與妥協 — 亞都庭園咖啡館、五十嵐泡沫紅茶咖啡館

「咖啡館」象徵整潔、優雅與秩序，標舉著西方文明進步的空間生產，而消費者透過身體在咖啡館展演（space performance）的姿勢，展示自己所消費的物品，創造並保持了一種認同感。也因此，咖啡館消費物質的價值關係，也由使用價值轉化成交換價值，乃至於最終成為象徵價值；Jean Baudrillad（布希亞）在物體系的結論中提到「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成為符號，也就是外在於一個它只作為意義指涉的關係。」（Baudrillad,2001：223），即認為現代社會將消費物品並非是看成是一種物質性的呈現，是必須經過一個將物品化成符號系統的過程中（傅學仁，2002）。。因此，我們可以說，消費不再為了實用性而是成為一種象徵溝通的媒介，也是作為不同階層的區辨原則，以宣稱自己的休閒消費品味較為優越或具正當性並指陳不同社會階層因其共有的習性所展現出不同的休閒消費品味（taste），同時也並且最能表現出自己的社會位置（Bourdieu，1989）。具體而言，不同階層的個人會運用他們所能掌握經濟和文化財、教育資本，展示各自特有的言行，用以將自己從其他低下的文化品味區分出來（劉維公譯，1992）。藉以排除異己（other）的休閒風格，就好像文化精英者透過語言企圖建構出一種高雅的休閒活動，以便去除一些低下、粉味的休閒文化，這就是Bourdieu所稱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這說明了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們都積極地想獲取對於自己是最大利益的象徵，具體競爭方式是藉由凝視關係與語言宣稱，以確定自己的休閒品味具有正當性，以及達到區分我群與他群的目的。

因此，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咖啡館裡，消費物品（咖啡）則是在消費符號及符號所承載的社會意義。這些可能是城市所嚮往的美好品質。然而它是一個沒有歷史與傳統的地方，並且由一個中央集權的資本家所掌管。為了得已進入消費空間的許可，市民必須付出金錢代價。咖啡館裡充滿（在設計者所控制之中的）幽靜與想像。那裡沒有衝突、焦慮，沒有遊民，也不會有喧鬧。人們藉由金錢的消費，暫時遠離、忘卻真實的生活世界，達成了空間異化的符號建構。

而原先設置於主體建築二樓正廳後下方的消費合作社，就在文化中心園區內兩間咖啡館的相繼成立，以及面臨外部商業資本的大量掘起（STARBUCKS、McDonald's、三皇三家、周遊的店等），早已不復見舊有的空間經營，取而代之的是囤積貨品的閒置空間，而在其身後的中庭花園，亦不復見駐留休憩的人民，餘存的僅剩過往光輝尊耀的國族意識。從消費合作社轉化為咖啡館的空間文化之差異，除卻社會中產階級追求菁英文化下的差異消費，無非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擴張以及市民對於日常生活文化消費的意識提升，「咖啡館」— 提供了文化中心基地內異質地點（heterotopic space）的空間想像；而就在消費主體中個體與集體的追求身份認同提升之同時，對映著文化中心主體建築物日益衰敗的結構體，防止落物的網布赤裸裹腹著建築屋頂的現況，呈顯著弔詭又唐突的空間異化。而管理單位為了爭取文化地位與菁英認同的縫隙，以致急忙地將消費合作社早早拉下鐵門，恭迎咖啡館設立所賦予菁英文化之交換價值，換取那所謂「菁英文化」認同中表徵的空間；而文化中心與菁英文化的併置，不僅訴說著公共空間與都會休閒文化的開放共構，也將文化中心空間文化的本質建構，從國族文化邁向後現代菁英文化的空間現象。誠如Bourdieu所稱的象徵暴力，說明了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們都積極地想獲取對於自己是最大利益的象徵，而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單位的具體競爭方式是藉由空間語言中文化符碼的移轉和再結構化，以確定自身營造的文化休閒空間具有正當性和價值性，適量的挪除了國族主義籠罩的政治色彩，更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流轉下進行的官商妥協與市場認同。

六、結 論

綜觀以上各章所述，本文以下就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空間內涵的結構演繹、文化霸權下的認同召喚、資本市場認同的空間流動以及空間文化型式的轉化機制，以作為本文整理分析的結論：

一、它是國民政府在文化政策現代化發展階段中，亟欲鞏固「中華民國道統」傳統文化的教化場所，傳達的政治意識乃為移植國族主義的召喚。政治正統意識的教化目的透過文化設施來完成。除卻內涵是對於國家領導人紀念性的空間意義，在建築外觀與空間組織形制的表徵上，更是追求現代化的建築造型符碼，而台灣文化政策中這種國族主義與現代主義思想並行發展的「雙軌」現象在當時仍是兼蓄並存。執政者的文化認知相對地也架構了一套價值參照的主宰控制，成為運作文化再生產的支配性力量。

二、對世界體系價值觀的編入所產生的文化依賴，文化轉換成商品的形式出現，「空間」的形式與內涵首位其衝，「咖啡館」進駐了充滿政治圖騰與傳統保守的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代表的是將原本政治霸權所箝制的文化空間之再結構，也凸顯了台灣的公共休閒空間嚴重不足。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擴張下，把歷經二十二年高雄市文化中心的政治界域突圍成功，然而，正因如此靠攏歐美文化分化下的美學價值與生活面向，卻已被一種象徵西方進步的意識形態所支配。

三、「市民藝術大道」的計畫，為高雄市地方執政者於文化操作下的空間書寫。也開始了高雄市空間秩序的編碼工程，也重新架構了霸權鞏固的政治任務。而因為文化硬體施政成裹所凝聚的選票力量，不僅突顯出地方執政者的競選優勢，也使得地方執政者為了爭取市民認同的合法性基礎，再造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一項重要工程，建立一個「塑造教化」的機制與官僚美學，但也體現出文化政策與文化邏輯賦予執政者合理性的霸權鞏固。

四、「市民藝術大道」是官僚機器巧妙地運用了民眾參與與空間解嚴的概念，並將空間再造的文化形式遮掩了文化霸權的政治權術。準此，我們不難窺知「市民藝術大道」的發展計畫和設計概念，顯露出地方執政者欲從”地方（邊陲）包圍中央（核心）政治視野”、以新的市民空間美學經驗架空中華民族的道統文化；以及急忙重新粉飾內蘊濃厚中華民族國族主義教化意圖的”文化中心” 的權力霸權之操弄。

五、文化中心『公共廁所』遷建後的空間意象，不只是身體機能解放的服務性空間，在空間意識的支配上，更是將既有的空間從屬權位關係的重新定界。而將公共廁所與公共藝術進行的空間接合，搓揉解消現代化設備與後現代文化情狀的空間現象，並昭告市民重回公共領域一個的安然場所。公共廁所整體空間的文化形式呈顯出拼貼、混置、矛盾、多元和差異的現象，更是呈顯出處身後現代文化的文化迫進與空間語彙。

六、位於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裡咖啡館的空間消費，是在消費符號及符號所承載的社會意義。而「咖啡館」— 也提供了文化中心基地內異質地點（heterotopic space）的空間想像。也給予社會中產菁英的取得社會身份認同的表演場所。而管理單位的具體競爭方式是藉由空間語言中文化符碼的再結構，以確立自身營造的文化空間與休閒場所的象徵價值。若我們在空間本質上著眼，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的確是逐日地摘除了國族主義籠罩的政治色彩，但不也正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流轉下，進行了一場官商資本的妥協以及市場趨向的認同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