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場所精神』審視高雄縣鳳山眷村之空間文化資產的價值與認同轉化 Military
Dependents’ Community of Fengshan of Kaohsiung Hsien. by “Genius Loci”
Examining The Value of Space
Culture Heritage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洪士閔* 楊裕富** 何肇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針對高雄縣鳳山眷村自日據時期到現今的空間文化型式，所作的一個初步探索。在面對鳳山眷村於集體意識鬆動與文化脫落的結構性危機中，本研究嘗試以「場所精神」梳理眷村常民生活的本質，並運用現象學的研究方法，以期揭露鳳山眷村底層生活的文化再現與地方認同，最後並回映到現實政策的檢視，以作為日後規劃實踐的思考。再者，因為鳳山眷村面臨政治經濟背景的改變，不僅擴張了民主制度與市場制度的縫隙，也因為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推擠，促使鳳山眷村內原有的政治認同轉化為市場認同。本文嘗試透過重塑眷村空間文化資產的價值，並指出決策者對於國家住宅政策脈絡本身應有的省思，期許在這樣的研究經驗下，能使得市場民主更能夠穩健地支持眷村文化的新生命。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itial study for space culture from the period of Taiwan occupied by Japan
until nowadays of Military Dependents’ Community of Fengshan (MDCF) of
Kaohsiung Hsien. Due to the crisis of release of collective conscience and disconnected culture
of MDCF,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essences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y the theory of “genius loci” and it is expected to reveal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and place identity.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it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by examining the realistic policies. Moreov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 market system are extended
because MDCF is undergo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hang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apitalism also caused the original politics identity transformed into
market identity in MDCF. We try to readjust the value of
space culture heritage for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communities and make the policymakers to reconsider the policies of
the public housing. We hope to get the result that the market democratization will
firmly support the new life of the culture of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communities.
關 鍵 詞：鳳山眷村、現象學、場所精神、政治認同、認同歸屬
Keywords：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of Hsien、phenomenology、genius
loci、identity politics、ldentification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旨在探討位於高雄縣鳳山眷村，在人、時間、空間中，三體交互形塑之場所精神與認同歸屬的轉化關係。「眷村」此一具備特殊符碼的場所地景是在民國三十八年（西元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一時自大陸地區約六十萬軍眷人口的大量湧入所形構而成社區；也因此鳳山眷村亦可說是一個在國家整編安置龐大遷台外省籍族群過程中，所發展出來有計劃、有制度興建的公有住宅社區。
隨著台海兩岸政治局勢日趨穩固，也在快速經濟成長推擠下的本土社會，資本主義邏輯成為新興的主流意識型態，眷村相對國家的重要性也大不如前，眷村內部環境的逐日惡化，多數身處都市邊陲的眷村在都市計劃審議下面臨了重建的命運；在重建過程中，村民因參與不足且重建單位也忽略了社會設計的重要性，衍至重建後的眷村雖然以大樓匿身於都市水泥叢林，至終卻造成了與母土情感的分割、經濟單位（軍隊）的斷裂以及緊密社群人際的疏離[1]，不但使得眷村原有的生命認同結構趨於鬆動，有更使得原先僵固典範的政治認同，卻在資本主義的利潤法則中，逐步轉移到市場認同的趨向。準此，我們不得不去釐清，究竟是怎樣的眷村空間文化資產得以保存活用與表徵再現？又究竟是怎樣時空的支配性因素促使地方認同被迫改變？遂成為本文的核心提問。
實質空間因政策干預與時空背景的支配因素，而會直接呈顯在空間的活動歷程中，而空間活動也反過來支配實質空間的生活內涵。「眷村」半世紀以來被隔離於半封閉的範域裡，而擴張了一種對於社會脫鉤的邊緣性文化；而文化意義的異化，加上國家機器的政策主導施為，不僅只是在空間脈絡有所反映，相對的也也支配了眷村社群之生命共同體以及地方／政治認同轉化的困局與危機。
因此吾人將針對鳳山眷村空間中常民生活經驗作為本研究的主體，試圖勾勒一個眷村社區的真實世界圖像與文化再現的建構，並且將眷村內歷時的空間活動和集體記憶予以廓合，並針對支配其間的社會衝突和矛盾動力進行詮釋，以了解眷村社會內部涵構及地方認同和市場認同轉化上的命題；而在耙梳眷村常民累聚以成的認同感與歸屬性的意義之後[2]，暨其成為未來鳳山眷村從事社區營造（重建）工作時，在眷村與外部社會臨接的地域，可望呈顯多元文化場域併置／共融的規劃思維。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場所精神的研究重心在於追溯空間與建築的本質意涵，並非僅止於空間品質的實質面向。準此，本研究的範圍就鳳山眷村中諸種空間現象進行詮釋，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從場所精神的層面探討高雄縣鳳山眷村空間文化結構之集體記憶與認同過程的建構價值。而限於研究時程與人力之因素，在此研究中暫不針對鳳山眷村內各類型的眷舍建築體或造型語彙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基於研究性質，因此，本研究方法採取現象學的研究理論進行梳理高雄縣鳳山眷村所形塑出場所精神的紋理脈絡與地方／政治認同，並針對資本主義流動下的認同歸屬和作一檢視與願景。
三、「現象學」與「場所精神」的理論基礎
本文以現象學的視角探討高雄縣鳳山眷村的歷史背景、活動關係、與社會紋理脈絡的實存關係，由初步的田野踏勘進而追溯空間的本質，最終並針對鳳山眷村場所精神的困境提出可供調適的願景。所謂場所本質的界定，本研究採用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理論視角，而將高雄縣鳳山眷村視為一個空間實體，在該主體中所含括的空間線索皆被本研究視為一個研究主體。
「現象學」核心論述學者胡塞爾（Edmund
Husserl）提倡「回歸物體本身」的理論，此亦是「現象學」最具貢獻與前瞻性的中心論點，標舉要排除一切成見、偏見、預設來尋求全新的途徑，洞察完整的經驗現象，使「現象學」不受任何曲解，以事物之本質的方式呈現[3]。「現象學」與「場所精神」一詞強調的「本質」（Essence）意源是等同的。諾伯舒茲認為「現代建築」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場所」（Place），讓現代生活可以居中「發生」（Take
Place）。所以當設計專業在從事規劃與設計執行時，必須尊重當地的原始內涵。但並非是遵循仿古的復現方式，就承如懷海德（Whitehead）所言：「進步的藝術就是要在變化中保存秩序，以及在秩序中變化」[4]同義。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討論場所精神時，是從現象學的思維基模出發，論述基礎是以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解釋現象學」的思想為源。其現象學的概念是「其自身呈現自身的方式，而從自身事件自明的事物[5]」。諾伯舒茲從海德格的觀點來探究建築的本體問題，主要是要面對在「現代建築」工業標準化的生產機器下，脫落的客體意義和空間結構關係[6]，重新幫助居者追尋現今空間環境所失落的認同歸屬（ldentification）與空間指認（Orientation）[7]，進而縫合原場所已斷裂的基本結構。而在諾伯舒茲所著：場所精神
— 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spirit of place）一書中強調「回歸日常生活的世界」（everyday life world）的重要性[8]，場所精神的發展過程中需保存生活的真實性。也因此，一個具有場所精神的空間，不僅聚集了彼此認同（ldentifying）的人群，倘具有自然、日照、光線、空間象徵、歷史、宗教、心靈、事件、觸覺、嗅覺、聲音…等等的綜合感應。對環境的共感和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心理和實質界定特性的領域[9]。場所不僅是抽象的區位而已，我們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總合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質」，亦即場所的本質[10]。
本文研究客體以鳳山眷村作為一個國家都市計畫政策轉變下的邊陲地景，在竹籬笆內外的時空辯證下，隨著國家領導人的政黨輪替以及第二代眷村子弟的相繼出走，讓我們重新審視眷村改建國宅執行計畫下，社區文化的實踐意義與社區意識和集體記憶凝聚的價值，而如何將建築歷史、生活經驗、集體記憶以及空間活動內化成為空間的實質內涵，進而探討人文活動如何形塑該空間之場所精神。本文以現象學之研究視野探討鳳山眷村社區特殊的空間文化地景與場所精神，並且切入鳳山眷村認同轉移與市場民主的調適議題。為釐清本旨的「場所精神」，吾人擬將研究方向分成兩個層面：一為「鳳山眷村人文地景的演變」，二為「社會視域下眷村政治認同／市場認同的折衝轉化關鍵」。前者指的是場所精神中對於「歸屬」與「指認」的本質建構；後者即為「社會—結構」之辯證與扣連，也就是都市空間秩序中眷村文化資產的社會價值，以及認同轉化的社會支配。
四、高雄縣鳳山近代眷村空間形塑之歷程
清領時期的鳳山縣新城北門、西門先後曾是處決犯人的刑場，北門位置約是在今中正路與協和路口，而西門的位置相當於現今鳳山市區光遠路、中山路、自由路與中山西路口的交通要地一帶；而位於今中山路與草店尾街路口一帶是東門的位置。南門位於今鳳山市五甲一路與立志街口，昔稱「安化門」。日治時期南門外除了荒煙漫草外，多為亂葬崗。陸軍軍官學校現址曾是刑場，而現今黃埔新村即為當時的葬屍的身後場所。
日據時期，日本為了擴張軍事野心遂行「南進政策」，選定了台灣作為戰略基地，位居台灣南部的高雄因踞軍事地理要塞，日軍即展開大規模的興造工程。再則因日軍為積極培養軍事人才，徵收當時日軍陸軍官舍附近的農地，鳳山郡役所奉當時軍令亦著手興建軍事基地；而現今鳳山新村十巷旁的鳳山通信隊為當時日軍用以監控南太平洋船隻的海軍電台（現址為海軍明德訓練班）。現今的黃埔新村、黃埔一村、黃埔二村、協和新村、染整新村及鳳山新村十巷等村落皆是接收自日軍的陸軍軍官遺舍為主。
民國三十五年（西元1946年）元月，黃埔軍校改組為「陸軍軍官學校」。民國三十六年（西元1947年）十一月三日，陸軍訓練總司令部揮軍駐紮鳳山。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獲得仁安羌大捷的孫立人將軍抵台，隨即在鳳山訓練基地開辦「第四軍官訓練班」，負責整訓陸軍部隊各級幹部，專授領導統御與軍隊教育兩課程。此時孫立人之部屬多居住於日軍遺留下來的眷舍且位於陸軍軍官學校附近的黃埔新村及黃埔二村眷舍中。
中央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西元1949年）底播遷來台，大陸軍校亦隨之淪陷毀殆。在民國三十九年（西元1950年）孫立人接任陸軍總司令，負責整訓轉進台灣之陸軍部隊。而陸軍軍官學校亦於同年八月，以原有第四軍官訓練班軍址改編，奉令在鳳山正式復校。此時的日遺眷舍，如黃埔新村、一村、二村及協和新村等已不足使用，乃有新的眷舍相繼興建。其後，因陸軍官校教授住宿的需求和其他軍種的駐紮，而有眷舍的分期興建計畫[11]。
五、鳳山眷村文化累聚之場所精神
在「一個中國」的論述（discourse）下，眷村是一個以認同政治為基礎所形構而成的移置（displacement）空間[12]；而台灣眷村的形成，是一種特殊的空間組織，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間的人口轉移，無疑地是因軍事因素及統治政權轉移所產生的被迫性移民，在夏傳宇君於1976所撰述的論文中，稱其過程為『被迫型政治性人口轉移』；在此，我們無意討論此一概估性的論證是否得宜或成立，不過「眷村」空間肌理的構成，確實也在中央政府有意的推動之下，形塑出一種獨特的人文地景及空間性格，也根基於對於統治政權的認同基礎之上[13]；因此，台灣特有的眷村涵構，同時也會反映在鳳山眷村的文化地景中。以下吾人就鳳山眷村空間內在結構的文化脈絡以及資本文明流轉下的空間對話進行討論。
一、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空間線索和被迫轉化
（一）眷村文化的認同編碼與空間自明
「文化」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所存留的軌跡，因此凡是有人類生存的場所自然就會創造出各所異同的文化情狀；鳳山眷村形成之後成為人口聚落，由於生活儀式上的規訓，以及諸種體制的支配控制，塑造成一類獨特的人文環境，試分述如下：
（1）父權式階級性的空間組織：
軍隊的組織係建立在階級的基礎之上，因此，在眷村的社會組織與空間區位型式的關係，亦受階級觀念的影響，同時也反應在眷舍型式和區位、空間尺寸、樓高面材、營造建料、造型語彙以及屋頂型式上，而體顯出父權式軍事階級化的空間性。
（2）封閉且均質的空間調性：
由於眷村的居民對於當地而言是一個外來族群的進駐，然而隨著戰爭被迫性離鄉，眷村內居民彼此之間擁有類似的生命途徑，乃至於當身處異地之時，此一生活經驗的相似性（similarity），促成了眷村居民內部早期的認同符號，也內化眷民對於「國家認同」乃至於「政治認同」的歸屬編碼，再加上家國和己身強烈的思想信仰，而強化了內部的團結；加上因為語言與文化上的殊異，使得眷村與外界逐步疏離，進而使得空間性呈顯僵固封閉且均質性。
（3）徙置過渡性的空間性格：
徙置區是指移動人口的定居之所，具有「過渡」的內涵[14]。昔日在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下，台灣只是一塊作為復國的戰略踏板，因此眷村充其只是一個臨時的徙置處所，唯其均質化、單元化、規格化的空間構成規則，所以眷村一直具有徙置區暫時過渡的空間意蘊。
（4）政治文化符碼的空間場域：
眷村五十年來一直被國民黨執政時期視為鞏固政權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凝結，也因它凝聚了戰力與國家忠誠，順而成為選票政治支持的合理潤滑。因此，眷村是一個架構在政權正當化的再生產場域，書寫一個充滿政治意圖的空間文脈。
（二）從政治認同到市場認同的困境與調適
鳳山眷村形成之初與目前的政治經濟背景，顯然有極大的差異。從台灣住宅市場發展的角度來看，本研究提出鳳山眷村文化之內在場所精神的分析如下：
（1）從政治認同到市場認同
『徙置區』與『眷村改建』同樣的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姿勢，乃至被迫的場所精神養成，一旦政治經濟背景有了改變，場所精神的核心意識也得面臨轉化的改變。當今『眷村文化』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未能察覺這種政治經濟背景的改變。本研究認為這種改變簡單的說，就是：”從政治認同到市場認同”。『眷村改建』已無法自外於台灣住宅市場的發展。凡未能察覺『從政治認同到市場認同』而下的決策，必然要遭到『市場機制』的反噬。
（2）民主與市場的隙縫
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高舉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的旗幟，歷來的國家決策者也都樂觀的堅信民主制度與市場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互適與互補。不過民主制度與市場制度之間，並不會因為國家決策者的主觀期望而呈現『水乳交融』狀。就住宅問題而言，民主與市場的隙縫就是要靠國家住宅政策下的『準公部門住宅』來彌補。如果回歸『眷村文化』成『眷村住宅經濟體』，眷村文化正需要國家住宅政策下的『準公部門住宅』來重新型塑。
（3）市場民主下的文化形塑
準此，剩下的議題就是：市場民主下的文化形塑與『眷村文化』的重新定義。只可惜，當今國家政策，從來就沒有誠心傾聽過『眷村文化』是什麼？就忙著為『眷村文化』下定義。『不在場地主』的意識形態正悄悄地爬上台面。
二、眷村文化的「差異地點」與「不在場」
（一）差異地點下的認同岐路
鳳山眷村位於國泰路、王生明路、鳳林路、鳳東路以及建國路所圍合成的都市版塊中。在資本文明再結構的合理性危機下，鳳山眷村歷經半個世紀的時間流變，因為民主經濟的繁榮與貪婪，造就了眷村地區面臨周圍鄰地的現代化高樓地景，境處建物高度發展與資本經濟控制的圍合場域，更是把停滯化的眷村空間品質，更直接地推入「落後」和「衰微」的等義描繪。都市的擴展使得原本獨立封閉的眷村社會逐步被納入高雄縣鳳山市的都市機能之中，因應第二代眷村子弟人口的遷出，使得社區結構趨於單薄，眷村社區的邊界也開始模糊，階級式的眷村社會組織關係受到挑戰，造成社區更為複雜而難以控制。
鳳山眷村承襲了鳳山軍事戰略位置和空間文化符碼的大半歷史，也吸收了其特殊背景趨然的人文地理，但對應竹籬笆外的外部，正上演的差異與矛盾的戲碼與文化衝突，而漸趨模糊的邊界，更是將眷村裡外的社會關係顯得壓迫和無力。在米歇•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差異」（Differences）的哲學中所不斷強調「差異」的重要性。在傅科著作中強烈批判歷史的同質性、統一性與連貫性的追求，他認為歷史的研究應該從歷史事件的異質性與斷裂之處出發，研究的軸心也應該從邊緣的、被壓抑忽略的方向著眼。傅科認為唯有對這些被壓抑的「差異」之中展開研究，才能反映證出啟蒙與理性的所在；也就是說，傅科認為歷史的研究必須在「差異」中完成，因為在「同一」之中尋找被壓迫的「差異」更能夠反印證出「差異」的所在[15]。
因此本研究認為，吾人從傅科的「差異」哲學思考，將鳳山眷村（內）與社會環境（外）所披露出來的問題，正如眷村空間文化對映整體社會變遷環境中，內／外、同一／多重、邊陲／中心、戰力忠貞／衰微叛節、階級／去階級、領域／去領域、結構／去結構／再結構／解構等之間諸種「差異」的關係。若說後現代社會的情狀正是以複合的方式進行空間接合的工作，那建築社會學上的差異空間，就是以直接的空間詮釋進行內外時空的轉換語法，它所凸顯的課題是提供了人們面對眷村基地身世下文化想像的再現，也正好補足了標榜現代化城市所顯露也缺乏的歷史熱情，而眷村歷史縱向的編纂重要性，更是成為人們建立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中空間對話的文化場域。而竹籬笆內的文化資產與資本社會邏輯下能否兼蓄共生，鳳山眷村文資保存的價值意義與意義型態和社會權力（利）的拉扯，無論是就國家機器的合理性危機或國家民族性的歷史地理學等寬廣視野進行討論，在此不也提供了無度的想像可能和意義的詮釋模型。再則，若以現今鳳山境內改建眷村後的「建國新城」與「中山新城」新建國宅後之空間文脈的意義出發，它所突顯的問題將不會是還原民族共同體的真相，反而是一種虛構的神話、對立基地的反身姓、一種不在場的缺席、一場「差異」戰鬥的開始。
（二）社會安慰劑：從『不在場地主發言、政客發言』到『市場民主諳啞』
鳳山眷村形成之初與目前的政治經濟背景，顯然有極大的差異。從台灣住宅政策發展的角度來看，本研究試以揭露鳳山眷村文化場所精神的意義和困境，並提出可能的調適願景如下：
（1）從融入市場到融入地域
『眷村』已不可能自外於『城市』，正好透過國家住宅政策下的『準公部門住宅』建設讓『眷村』與臨接的地域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簡單的說：期望市場民主能夠穩健的支持眷村文化的新生命。
（2）市場民主所形塑的文化就是資本主義文化
我們當然不能說：『中華民國在台灣，三民主義不在台灣』，不過市場民主的樣版老大哥就是資本主義，這也是無庸置疑的。另一方面，眷村文化的延續新生命也不能只靠『喊喊市場民主萬歲』方能達成，這不是因為民主時代『萬歲』的不在場，而是因為決策者未必對『民主』與『市場』真正體察和省思。
（3）市場民主的隱憂
市場民主能夠穩健的支持眷村文化的新生命有三個前提：其一，市場機制健全；其二，民主胸襟開闊；其三，國家住宅政策下的『準公部門住宅建設』精確的充當社會正義橋樑。我們試問決策者：對這三個前提有沒有信心！
六、結 論
本研究從現象學的角度展開思索，以鳳山眷村所形塑的場所精神為議題核心，從外部空間實體的觀察、人文活動以及相關的文獻回顧。回顧吾人的研究步驟共可分成三個程序：一是空間外顯的實體觀察；二是空間╱活動所形塑的場所精神；三是境處資本主義推擠下政治認同乃至於市場認同的轉化過程。鳳山眷村作為都代都市發展中的一個實存空間，其存在的空間形式因應常民主體的活動歷程，是不斷被書寫與討論著。就此觀之，在過去半世紀以來保守而封閉的眷村空間，因應時間所附予的空間歷程，已打破眷村內空間規訓和階級忠貞的儀式教化。而因為承認意義的內涵是變動的，因此鳳山眷村作為現代化都市環境中實存空間所外顯的形式、方式成為一種流動、包容與共生的調性。文末，吾人在此擬以「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這組概念作為本研究的詮釋模型，一方面比較能夠照顧到全面的局勢，另一方面比較能夠掌握變化的動態。簡言之，去畛域化與再畛域化就是指涉了社會權力關係及其所建構之社會分類，隨著力量均勢與社會經濟變遷，而產生的「社會–空間」形勢的認同與適應過程。
綜觀以上論述，本文以下就鳳山眷村空間意義的文化資產、認同歸屬以及市場民主的轉化機制，以作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一、它是日據時期南台灣作為南進的戰略基地，也是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之後陸軍官校復校的第一座眷村，而且目前台灣南部尚未有被指定為古蹟的眷村，也未有足以代表外省族群常民生活文化的眷村聚落。
二、高雄縣鳳山市境內目前已有多處列名古蹟，若是以觀光市場的觀點，不僅能串連鳳山市境內作為遊程的連結，更能發揮文化資產在族群文化教育下所扮演的介面。只是『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指定範圍，以及『古蹟活用』的方式，仍應融入於『已有的』當今政治經濟脈絡及『該有的』國家住宅政策脈絡。
三、鳳山市境內本為軍人集聚為多的區域，共計有陸軍官校、中正預校、步兵學校，以及散佈在鳳山市附近各駐守軍旅等，因其空間文化符碼明晰，編纂境內的軍事文化與常民經驗，可將一併作為構築眷村社會記憶的文化資產。
四、豐富鳳山市的空間文化符碼及多樣性的生活視野：鳳山市不僅是處於高雄縣市的交界介面，眷村文化的鬆動也是處於新舊政府輪替執政的空間斷裂。綜觀我們的生活環境，除了鋼筋水泥叢林，也能保有一些具有文化意義的社群村落，更能反映其兼容並蓄（both-and）的文化視野。
五、透過「民主制度」與「市場制度」的社會結構，省思現今鳳山眷村面臨的認同轉移，破除「不在場」地主的意識型態，正視市場民主下的文化形塑與『眷村文化』的重新定義，透過決策者對於國家住宅政策下的『準公部門住宅』，我們真心地期望市場民主的決策能夠穩健的支持眷村文化的新紀元。
註 釋：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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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
同上註[6]。
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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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達（1720），鳳山縣志，台北：南天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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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於陵（1991），眷村：空間意義的賦予和再界定，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超光等（2002 ）（B6 1-6），高雄縣鳳山眷村住屋型式演變之探討，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四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斷裂的歷史．異質的空間，http://www.ncu.edu.tw/~wenchi/article/city.htm